路是有的，但有条件。条件有三字：选择。或者“局”选择，或者“途径”选择。秦始皇一统前，存在着一。那，士人或（张仪、苏秦），或处（老子、庄子），相由。入世的，不着世退路，反正“此处不留爷，有留爷处”，不妨“朝秦暮楚”。何况那士的分量重，几乎决定着诸侯各国的生死存亡，“入楚楚重，齐齐轻，赵赵完，畔（叛）魏魏伤”，因此“卖价”不错。
秦，一不复存在，我不希望它存在，因意味着国的分裂。是争取的就是二，即途径的选择。又包括两方面，一是介入、参与、问社政治公共务途径的（官方渠或民间渠），二是选择的，即介入不介入，参与不参与，问不问，包括做官不做官。果有了两，处就不再问题。
其实处原本就不该问题。《周易·系辞》云：“君子，或或处。”《三国志·魏志·王昶传》说：“虽处不同，各有所取。”见并有谁规定你“”，不“处”；入世，不世；做官，不不做官。入世世矛盾，是因读书人希望介入、参与、问社政治公共务，却又有做官唯一途径。解决问题，就有让仕途不再是畏途，或者除了做官外有别的路走。
就靠社的变革。中国历史与知识阶层命运密切相关的重社变革共有三次。一次是西周封建，部落制灭，邦国制立，知识者由巫变士。二次是秦灭六国，邦国制灭，帝国制立，知识者由士变读书人。三次是辛亥革命，帝国制灭，共制立，知识者由读书人变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概念我前面已经说了，就其广义言是依靠知识智力谋生的人。他是科、工程师，是教员、医生，是编辑、记者，是文、艺术，并不是有做官一条路。
介入、参与、问社政治公共务的途径化了。是因引进了现代新闻版制度，包括印刷制度、传媒制度、稿酬（版税）制度，有保护言论由著权益的法律制度（宪法著权法）。有此制度，知识分子（包括其他公民）就由表己社政治问题的法，此方式参与介入公共务，不但尽“社良知与良”的职责，一展忧国忧民的情怀，因此获相应的报酬（收入高的购房买车，收入低的养糊口），政治经济两方面均无顾忧。何况你不介入、不参与、不问，岂非“进退”？年，鲁迅、胡适他就是的。
在此前提，入世世，便理应不再问题。果说仍是问题，那，问题就很在知识分子己身，即不再“己任”，不再有“关”的热情，不再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传统士夫读书人的“书生意气”有了，“意气”其实是很重的。有了“意气”，读书人，士夫，知识分子，就不再是“社的良知与良”，是“脑力劳动者”或“文字操工”，甚至是“字纸篓”“传声筒”。
诚，由社分工的专业化社生活的化，我不应该再像传统社那，求知识分子介入、参与、问社政治公共务，更不规定他读写政治伦理方面的书。他完全在各不同的科领域国民族做贡献。但我，尽管身份变了，工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的读书人，更不是的士夫，读书人的“意气”士夫的“气节”，却仍应该继承保留。资中筠先生的本书中就讲了“三军夺帅，匹夫不夺志”的气节，并认是有着许缺点的士夫“一极宝贵的优良传统”。资先生篇文章是说专辩论赛的。指：“雄辩的力量在坚定的信仰，至哲思，至解决一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己的法是的，才值竭尽全力它鼓与呼；抽掉了点‘是’，等抽掉了辩论的灵魂。”我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信念才是力量。“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点“意气”，等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意气”本是源读书人入世情结的。我，或许是入世世“理应不问题”资先生思考一问题的原因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