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五代十国，是中国史最黑暗的期，那则几乎有骄兵悍卒，跋扈的将帅。连轻薄的进士，凤毛麟角。闭，贤人隐。那急在尚寺的高僧，回头推崇韩昌黎，改翻读修身、齐、治国、平的儒经典，社书院在唐末五代兴。宋初国，一面是杯酒释兵权，解除军人干政恶习。一面极端奖励考试制度，重文臣，提倡风。那进士登，即便释褐，立仕。状元及，荣极一。经由国提倡，五六十年，社术重兴，才始有像胡安定、范文正一辈人世。范文正、胡安定是在尚寺士院中苦身。范从政治，胡专教育，苏州湖州的讲制度，由政府采纳，变太规制。范文正副宰相，颇彻底改革政。一面是提倡兴建校，从基本培植人才。一面是严厉革除任荫法，重新建立铨叙升黜客观标准。一王荆公政，遂又进一步计划考试制度改进。
科举规制日趋严密，其始宋代。公卷风气已不复见，又有糊名法，杜绝请托，严防舞弊。是尚法的意义，胜求贤，此亦风气所趋，不不。考试制度主目的，本在求贤。究竟政府该何从考试制度中获取真才呢？王荆公此问题，主张改革考试内容，废明经，专考进士。进士科则废诗赋，改考经义。在荆公意，政治取人重经术，不重文艺，是正论。反派意见，亦有立场。致谓诗赋经义，均是言取人，贤否邪正，同难遽辨，诗赋工拙易见，经义难判高。况经术应举，反教，尊经转卑。王荆公又造《三经新义》取士标准，此层更受人反，谓其不一掩盖先儒。体中国传统意见，由在野的术界指导政治，不由在朝的政府支配术。经术虽尊，定官，反滋流弊。汉代五经博士，渐章句利禄途，此乃前车鉴。南北朝、隋、唐术分裂，社尊信的是佛，门传袭的是礼教与政。一宋代，门已衰，佛亦转微，讲代兴，王荆公主张复古制，兴校，此似最正见。依是盛，官微。校由政府主持，总利不胜害。王安石政，人人言经。司马光政，又人人言史。术与政治相合，却不与利禄相合。政府校护法，却不校教主。荆公信太深，昧人情。至蔡京国，太分舍，显利禄牢笼，是范仲淹、王安石兴精神，此终一败涂。幸有人讲，在社层主持正气，朝廷则视伪，加抑制驱散。教育制度不确立，则考试制度终是单枪匹马，功效有限。何况经义取士，亦未见必较诗赋胜。即荆公亦侮，谓：“本变究秀才，却不料转使秀才究。”术败坏，人才衰竭，北宋亦终覆亡。
南宋，考试制度，一仍旧贯。朱子曾慨言：“朝廷若恢复中原，须罢科举三十年。”科举乃中国唐政治制度中一条主骨干，若无科举，政府人凭何标准？朱子理论终难见实际。却不料元代，遂专朱子《四书》义取士，此明、清两代，相沿不改。直清末，前七百年，朱子《四书集注》，遂中国诵户习人人必读书。其实朱子《四书》义，亦王荆公《三经新义》，不外重明经术。荆公是朝宰相，悬其说取士标准，遂术界所反。朱子是一，元、明，是崇敬先儒，此与荆公亲宰相颁其手著《三经新义》情势不同。此刻姑不论王朱两经义内容，就政治术分合利弊言，则荆公《三经新义》，势不久。朱子《四书》义则悬政府功令垂七百年，此亦治国史者，所注意一节目。一制度确立，亦必体察人情。术与利禄相合，在人情易有弊。荆公本人亦是一贤，不察此层，遂招反，并滋世人遗议。至考试内容，不经义准，此层亦明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