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建度量衡制，沿前代旧制。《宋史·律历志》云：“度量权衡，皆太府掌造，给内外官司及民间。”杨宽在《中国历代尺度考》中说：“宋代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由宋代政府颁的标准尺，主是征收布帛，故有“太府寺布帛尺”称；又因宋初贡赋由三司使征收，故或称三司布帛尺。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太府寺所管斗秤务，归文思院”。此“文思院界”制造的官尺又称“文思院尺”。据历代文献宋尺长度的考证，在31厘米左右。今搜集北宋尺共八支，长短虽略有不同，但31～32厘米。宋朝除官尺外，见有区的尺，淮尺、浙尺等等。据推证，浙尺合今27.5厘米，淮尺约长36厘米。
宋代的容量单位器物，在器形有所改进。南朝，容量单位量值幅度增长，至隋唐已三倍古，至斛所盛谷物太重，使很不方便。此外，古史所记斛与石两单位往往混淆，宋代改制将10斗一斛(汉亦称一石)，改五斗一斛，10斗(二斛)一石，并且明确规定“凡岁赋，谷石计”(《宋史·食货志》)。秦汉斛圆柱形，唐宋斛，若仍圆柱形，则口不易平准，故改口狭底广，“入间，盈亏不甚相远” ，此元明清各代相沿。宋代改制使古代度量衡益臻完善。
迄今未见宋朝量器流传，故根据文献分析、推算，每升约合585毫升左右。
关宋朝的权衡器，刘承珪校定，在一段间内，应该是统一的；但因器物流失，今已无法考校了。据目前搜集的两宋(包括辽、金西夏)有重刻铭的砝码银铤实测，各器每斤单位量值约在567～650克间。辽、金铜权除形制与宋保持一致外，金代五两100两砝码，每斤单位值均合634克。北宋100斤铜则100斤铜砣，每斤分别640625克。通期间各类器物的综合分析、测算、厘定每斤单位量值634克。说明尽管北方政权另立，衡制却仍保持一致。
宋朝初建，统一度量衡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次重申凡斛斗秤尺须由官降法物，禁止造、擅增减或置。“凡遇改元，即差变法，各年号印识。”(《宋史·律历志》)并且在新式法物颁降际，将旧器回缴，违限未毁未缴者，须处各惩罚。宋朝度量衡器除颁降“法物”外，有一官造尺斗秤等销售的体制。了适应日益广泛的市场“民”需，始卖官造的斗秤升尺等。司马光一体制曾略予记述云：“旧制，太府寺造斗升，火印颁，诸州卖，禁民造升斗，其法甚严。熙宁四年诏：‘今官司止卖印板，令民造升斗，省钉叶费。’是，量法坏矣。”宋租形态主是实物租，偶现货币租。方官吏了取民，弊端丛生，据《宋》记载：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商贾佃民置斗秤，州县虽有著令，相转，习常，至有百间，轻重寡不同。”(《宋辑稿》)绍兴，政治更加腐败，各收纳苗米者，设量、加耗等已普遍现象。《景定建康志》卷四十《田赋》中记述了建康府曾长期由斛式混乱造的受纳弊：“苗仓受输斛，绍兴年间朝廷文思院式，，岁久更换不常。州府不曾仔细契勘，听其添新换旧，创造一等新斛。所谓新斛者，碎板合，厚薄不等。其口，或敞或撮；其制，或高或低；分寸差殊，升斗赢缩。”又云：“至揽户入纳，则尽是人，暗记斛，计嘱扛夫，注米则奉盈，倒斛则必铁。或泥涂其底，或板衬令高……利尽归猾揽矣。”尽管曾有一些良吏整治度量衡的混乱做了不少努力，《宋史·孙瑜传》载：仁宗，瑜两浙转运使，两浙“郡县仓庾，斗斛奸，瑜奏均其制，黜吏亡状者，民喜”。又见《宋史·真德秀传》：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真德秀任江东转运副使，正江东旱蝗，广德、太平甚，他亲临其赈灾，并“索毁太平州创斛”。，些努力终究不扭转弊。正《黄氏日钞》所言：“南宋晚期浙西盐场所斛，无度，增损惟意”，“近者使台榜示诸场，许给官斛，民欢雷。旋因权贵纳官王提属耗折，回申斛不敢轻付，民殊觉失望”。宋朝度量衡混乱已惯例，朝廷已无挽狂澜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