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許山先生的誼並不深，所述說一點兩人間的往來，材料卻是很少。不過許先生的為人，他的治學精神，及抗戰後，他的為國民族盡瘁服役的諸種勞績，我是無時無不在佩服的。
我一次他見面，是創造社初在海刊物的時候，記是一個秋的薄暮。
那時候他新從北京（那時還未改北平）南，似乎是剛在燕畢業後。他的一篇說《命命鳥》，已在《說月報》發表了，對他奉呈了最滿意的評。他是寄寓在閘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近旁的鄭振鐸先生的裡的。
當時，郭沫若、仿吾兩位，我是住在哈同路，我們說月報社在文學的主張，雖則不合，有時曾過筆戰，是我們對他們的友誼，卻仍舊是很的。所當工的暇日，我們時常往來，些閒談。
在這一個短短的時期裡，我與許先生有了幾次的會晤；但他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老是講不幾句語後，就找孩子拋皮球，踢毽子了。我對他當時的這一種孩子脾氣，覺很是奇怪；是後來聽老舍他們談了他，才知這一種真的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
這已經是約近二十年前的情了。其後，他國，英國，印度。回來後，他在燕，我在北教書。偶爾在集會，時時有了幾次見面的機會，不過終於因兩校點的遠隔，我他記不有什麼特殊的同遊或會談的情。
況且，民國十四年後，我就離開了北京，武昌學教書了；雖則在其間時時回北京住，是留京的時間總是很短，故終於沒有他更接近一步的機會。
其後的十餘年，我的生活，因種種環境的關係，陷入了一個絕不規則的歷程，這些舊日的朋友簡直是斷絕了往來。所一直接許先生的訃告為止，我卻不是在什麼方，他握過最後的一次手。因為這一次過香港來星洲時，明明是知他在港教書，但因為船期促迫，一訪終未果。於是，我就永久失了他深談的機會了。
對於他的身世，他的學殖，他的為國盡力處，論述的人，已經是很了，我在此不再說。我特別一提的，是對於他的創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品，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是所熟知的；但了最近，他的風，竟一變為蒼勁堅實的寫實主義，卻很少有人說。
他的一篇抗戰後所寫的說，叫《鐵魚的鰓》，實在是這一傾向的代表品。我在《華僑週報》的初幾期，特為他轉載的原因，就是對我們散處在南島的諸位寫者，示一種模範的意思。像這樣堅實細緻的說，不但是在中國的說界不，就是求於一九四○年的英短篇說界，很少有他比並的品。但惜他在這一方面的才，竟為他其他方面的學術所掩蔽，人知的不，他己很少有這一方面的品。說因他死，中國文化界所蒙受的損失是很的話，我從短少了一位創才的一點來說，這損失將更是不容易填補。
己今年的年齡，並不算老，但是回憶來，對於追悼故的友人的情，似乎覺太了。輩份老一點的，曾孟樸、魯迅、蔡孑民、馬君武諸先生，稍長於我的，蔣百、張季鸞諸先生，同年輩的徐志摩、滕若渠、蔣光慈的諸位，計算來，在這十幾年的中間，哭過的友人，實在真不少了。我往往在奇怪，近代中國的文人，何一般總享不八十的高齡？外國的文人，英國的哈代、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弗朗斯等，享壽是在八十歲，這或者是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有關的吧？我在這一次追悼許山先生的會當中，提一個口號來，求一般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應該提高一點。因為死後的千言萬語，總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來實際。
末了，我我的一副輓聯，抄在底：
嗟月旦停評，伯牛有疾斯，
靈雨空山，君涅槃登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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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人間何世，胡馬窺江未，
明珠漏網，我為國惜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