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耶維奇……
安娜．芭芙洛斯卡雅……
伊凡．彼洛夫斯基……
◇ ◇
一位頭戴白色假髮、腿肚肥壯的老人，身穿十九世紀宮廷服裝，站在門口高聲唱名。十幾位八九歲男孩女孩等在門廊，先後應聲，手牽手，步入廳堂：男孩穿著排扣密集的近衛軍衣，女孩拖著舊俄姐的長紗裙。廳堂中央站著兩位同樣是舊俄裝扮的太太，含笑頷首，每一對孩子前屈膝行禮，後撒手站開，排兩排。沿牆坐滿了長，牆有托爾斯泰畫像。電影中的皇舞會，圓舞曲奏響了，一位古裝舞師引領著孩子們，轉圈、穿插、歸攏、再轉圈，時群舞，時單舞。後，兩位女孩一位男孩站被讓的空間，漲紅了臉，口齒不清開始朗誦簡單的對白：
不，索尼婭！
不，娜塔莎！
◇ ◇
那離開托爾斯泰故居，走不遠，便是這座托爾斯泰博物館，適巧撞見這群孩子長。他們被安排在館廳玩一場舞會，鄭重其，人禮，對白，摘《戰爭與平》首卷羅斯托夫的一段描寫：我眼瞧新俄的孩子們通身古裝，跨越蘇維埃父祖，與舊俄解了。
雅斯納亞．波亞那，舊俄的存證；莫斯科，滿目蘇維埃；彼堡完昔，街走著蘇聯人。停留期間，碰聖彼堡建城三○七年慶典，涅瓦街浩浩蕩蕩遊行。擊鼓的女孩忽同時向空中扔棍子，一接住，繼續前進，每一方陣的尾端跟著老百姓，拖兒帶女，笑逐顏開：總算不再是政黨組織的遊行了，冬宮廣場，幾台搖滾樂隊震價響，台人民拱幾個圈，胖嫂、瘦老頭、俊伙子俏姑娘，接二連三躥入其間，晃頭頓腳，忘乎所——我曾在北京的酒吧幾番被年輕人慫恿拉扯著，羞於跨一步，似捂著沒人在乎的貞操，那，在冬宮廣場，遲疑片刻，忽我跳河殺般躍入歡騰舞蹈的人群，管渾身抽搐了。一位面容善良的姐隨即閃過來陪我蹦跳，在音響轟鳴中英語聲問：你是契丹？
俄羅斯。臨清理此行的感受，處處滯礙。西歐是連綿的整體，每一國，歷史有問必答。來原為熟識的俄羅斯，除了核對記憶中的文學，我對這廣袤的國，其實陌生。封閉年代讀托爾斯泰、蘇柯夫，當是「外國文藝」，與法、義、英、德閃爍混同；中年，在國，我才分明讀托爾斯泰書中那個遙遠的西方——不論在普希金故居還是阿赫瑪托娃的噴泉屋，在冬宮博物館抑或特列季亞科夫術館，在舊俄時代還是蘇維埃，俄國佬從未忘記，並種種相悖的方式，在乎西方。蘇俄不是西方，一我們學了一場蘇聯，還是中國：這是我此行的確認。
但是漫長的西化畢竟改變了中俄，談論這持續的改變，很有趣，很難。從彼帝尼古拉二世，俄國人聚焦兩百年的像，是歐洲；從列寧戈巴契夫，這像被長期阻滯，一九九○年，再度復活；中國人，清末一九四九年，曾分享英與歐洲的影響，一九四九年七十年代末，蘇聯遂為我輩幾乎唯一夠像的「外國」。了八十年代，中國人的世紀妄重新迎向歐，不久，蘇聯消失了。蘇聯消失，在後冷戰的世界框架中認知俄國，為。
回一九四九年，不像中斷與西方的呼應後，中國人的目中，沒有一個蘇聯——問題理應一反：沒有蘇聯，不會有中國的一九四九年——主義政體的移植，是顯在的一面，舊俄文藝的影響，是潛在的一面：即便那文藝帶著俄羅斯格的激狂，即便中俄的西化佈滿深刻的錯位，蘇聯於中國，仍是封鎖年代的間接西化，光照，遠峰，經由舊俄文學，幾代中國人這才不至於熄滅朝向西方的像：當年另有更切實的方位足取代這像嗎？今，我們有什麼更聰明的理由，輕舊俄文藝？它來蘇聯，並舊俄文藝的量，在人與良知的層面，疏離，並抵禦蘇聯。
問題回西化。
不論俄羅斯西化麼主動、長久、深化，中途阻隔著七十年的蘇聯政權；不論中國的西化麼被動、短暫、淺表，其間一度投靠蘇聯——過百年，中蘇關係的精神層面很難迴避舊俄文學。這份文學的效應，在十九世紀的沙俄文人，是追求歐洲所定義的人權與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人，是響應蘇俄模式的暴力革命。無論叫做由還是革命，這報應，在中俄幾代文人中形不同的版本：在俄羅斯，十九世紀的偉名單幾乎是一整個桀驁不馴，乃至捨身謀反的集團。在中國，民國的眾犧牲者曾經是俄國革命的倣傚版，此後，數的歸順沉默固受制於仿蘇制度，猶觸及中俄兩國深在的歷史差異與文化層面。
俄羅斯，氣血方剛，年輕的帝國，幾代既是帝制的反派，又是俄羅斯文化的締造者；老熟世故的中國，精於苟且，伺機應變，臨鴉片戰爭甲午戰敗，不為強國，不為西化，會有近百年與蘇俄強權的聯盟麼？今的中國人，既不清楚，很難理解：李鴻章眼裡恃強凌弱的沙俄，孫中山聯俄聯共的一時謀略，實在是清末民初無奈何的歷史記憶——革命前，張慶桐辜鴻銘與托爾斯泰的神，實屬兩國西化與反西化進程的遙相夢囈；革命功後，蘇維埃文化席捲中國，則是共產國際政治藍圖強行實施的遠東版——唐德剛先生寫，昔年八國聯軍最為凶暴者，是俄國佬。這凶暴，我輩不親見。但在塔夫斯基一部黑白電影中，穿插著世紀六十年代末一段紀錄片影像：黑龍江北端的蘇聯紅軍排列行，舉著長長的木棍，一再，再三，將一船船奮力對峙的中國漁民推進江水，場面野蠻傲慢。那是我狂熱閱讀俄國文學的少年時代，同期，中蘇公決裂。
回文學。
中俄西化的正題、反題，僅是歷史學政治學的案頭工嗎？近二十年，我們被告知，師從法俄系統的暴力革命，遺患纍纍；俄國文學與俄國革命，又被當今的中國學者指為是俄羅斯東正教及聖愚傳統的內因與後果。姑不論這推斷是否確，是否於歷史的同情，但在若干研究者那裡，已獲嚴肅的審議。是的，為揭示文藝與極權的關係，早有一組名字時或被各國論者相對應：瓦格納與希特勒，托爾斯泰與列寧，魯迅與毛澤東——雖，這對應與它試圖揭示的危險，同樣危險——西化於文藝，文藝於政，政於歷史的災禍，或許果潛伏著種種線索，種種隱秘的答案。
年輕時哪懂《復活》的量段落，此行細讀，托爾斯泰早就對他的時代實行暴力謀反的革命者，充滿厭惡，但在監獄調查中，他不斷追問己為什麼同情政治犯。青年托爾斯泰閱讀所有西歐啟蒙著，服膺國早期民主精英，但他底活在俄國，走他的莊園，我相信，當年的雅斯納亞．波亞那一帶住著豬狗不的農民，他在己的貴族同類中，確乎目擊殘暴與冷漠。倘若時錯置，才具分殊，倘若托爾斯泰不是信奉《新約》的貴族，不主張「勿惡抗惡」，不是寫《戰爭與平》的那位者，我便由這個人的愛憎，見了民國時代的左翼人士共產黨員。
不是嗎，早期的左翼青年莫不崇拜俄羅斯文學。
雖西歐列強曾經攻陷北京，但念及西歐的文藝才，我不會中國。福樓拜、波德萊爾、蘭波、馬奈、畢加索……他們祖國的關係，沒有血痕。是在百年中國的無數廝拼與禍端中，或隱或顯，的確閃爍著俄羅斯文學。先前，中國的革命者相信十月革命——準確說，是十月政變——乃是拯救中國的信號，足興邦，今，若干新一代書生宣佈俄羅斯文學是一組有毒的文獻，並藉此警告暴力革命的無邊禍害。
情果真是這樣麼？在同樣的暴力背後，什麼是中俄歷史的真差異？同樣的強國路，什麼是中國己的資源？清末直今，幾代中國文人在英憲政與法俄革命間，再三懷抱後的憬悟、歷史的悔恨，面對己的歷史，魯直的俄國人斷動手，幾度翻臉：彼帝的全盤西化，是一回，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回，戈巴契夫與葉爾辛的搗毀鐵幕，又是一回，時在一九九○年。
這是文學的藥嗎？這是俄羅斯格的厲害。中國怎樣呢，辯辭當是現的，且情有原：何必與歷史傷氣，古老帝國有古老的療法，一時極端，幾番錯亂，後，潛行不輟的因循是，進進退退，此進彼退，總，是忸怩其態轉型著，化變著，照樣舉國發財——俄羅斯文學，或歐隨便哪國的文學，果在中國很重麼？倘若責備俄國文學於中國革命的負面影響，則左右中國的幾代強人，哪裡在乎文學。
列寧懂文學，說他隔一陣就讀讀托爾斯泰描述刈草或賽馬的段落，此何他假借文學，鼓吹革命；普丁熱愛文學嗎，他懂利文學。數年前，他走年邁的索爾仁尼琴面前，一國尊，向他頒獎致敬。索爾仁尼琴，這位老黨員兼政治犯，在流放中絕望於歐資本主義現代，比他的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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