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粗魯無文，書又讀少，根本不是塊寫文章的材料，不知為什麼竟對新詩著了迷，迷寢食難忘。
進入中年後，讀了些詩友的品，越發覺己不材。一發火，二十幾年的血一子扔掉，像當年長途行軍路扔掉破草鞋一樣，一點不痛惜，一點不眷戀。我不知這是不是「提，放」的丈夫男子漢行徑！？
放棄詩後，我不再見詩人，我儘量躲避著一班詩友，縱碰在一聊，我絕口不提詩文這檔子。
有朋友說我夠殘忍的，幸虧我沒有女朋友，否則準會有被我甩遠遠的。不過我還是不做那麼絕情，暇時還會翻翻詩友的品，太不忘情，何況我這個凡夫俗子！
生病後半年，拄著拐杖走路了，但談話還不甚清晰，似乎舌頭漲了不止一倍。這場病使我了殘廢不談，針灸花了我半生積蓄，朋友們眼我即將瀕臨斷炊，發動了捐助，總共捐了五萬元，托友姚曉兄替我放低利貸。另外友趙一夫「利職權」弄些照片登在「軍民一」月刊，稿費算在我的名，我就靠這些錢維持今。但我再沒有錢針灸治療了，我知這種病雖有錢使不勁，乾脆任它發展，我相信了生滅，船橋頭直的宿命說法。
後頭腦清晰些，說話清楚些，我原先服務的單位我寫點廣播稿——那當是一種救濟——每個月有七八百元的收入。
友們異常關我，時常濟我一，但我無法收——憑良說，他們夠窮困的，我花他們的錢太過殘忍；因此我每次外，儘的中所有的錢揣在懷裡，——連鎳幣算；有朋友問我有何困難時，我馬所有的錢掏來給他，證明我並不窮，身經常揣有幾百塊。這其中我更特別感謝的是王少雄先生，他我僅有一面緣，隔了廿幾年，今即使對面相逢不相識，他卻遠從左營捐了三百元給詩人羊令野先生，囑他轉給我，我收這筆錢，老淚縱橫的難過了一晚，我告訴裡，這些錢一元當一萬的使；另外，老友盧克彰的太太女岱女士在民族晚報寫專欄，替我呼籲了一，有兩位無名氏的讀者先生捐了七百元來，今為止，我還未領這筆錢，一來我不知人的尊姓名，二來實還有比我更苦，更迫切需濟助的人——假我長期不領，我報社會這筆錢轉贈慈善機構的，那麼，這七百元仍達了救濟的效。
有在國軍文藝中詩人羊令野，鄧文來及業餘金石黃俊濤三兄閒聊，他們鼓勵我寫點散文，少補貼點，我說恐怕寫了沒人，文來兄說：「給我，祇你寫。」；俊濤兄則在一邊激將法激我，我知他們的，我答應試試。那時文來兄是中華文藝的總編輯，老友夏楚兄任主編（後夏楚兄升了職務，主編由張默兄接替），縱寫賴一點，他們將就些。
初根本未連載，寫一篇算一篇，後寫了五六篇，朋友群中有疏落的掌聲，人是需鼓勵鞭策的，我就在友們的鼓勵打氣，寫了十來萬字。我知這些采聲是發惻隱的。
連載期中，老友司馬中原詩人菩提更不時鼓勵，司馬並說將來一定給我介紹版，另外姜穆兄、羊令野兄更是拍著脯說負責賣掉。使我更是感奮加。
那晚，景彊老弟隱兄聯袂舍來，劈頭就說買我的稿子，並預付版稅，當時頗為窩至，但我說取中華文藝社長司馬中原的首肯，一則文章在中華文藝連載的，同時他答應替我介紹，做人總不忘恩負義，否則哪還算個人！？
在電話中說明了來意，司馬一口答應了。但我又替隱兄擔憂來。民國五十一年，我在香港版了一本薄薄的詩集——五月狩（此書在臺沒有發售）害我的友慕容羽軍先生雲碧琳姐賠累不堪，他們寄了二十五元金的一版版稅給我，但這一版就這麼壽終正寢！因此我本書賣給不相識的生人，賠了本，理負擔較，熟朋友則不同。隱兄真有點膽妄為，不過賠了本怪不我，是他們找的。
我是個粗魯無文的人，不過我崇尚真實，這本書唯一的取處許就在「真實」二字。
青年朋友們不喜歡這種文章，不過我倒希冀這本書的主讀者還是青年一代，他們讀了會瞭解中年一代失學失庭溫暖的悲楚，了解中年一代槍林彈雨中的奮鬥及求生存求活的掙扎。我一生沒有雄志，從不為己樹立一塊奮鬥的碑石，求活有意思一點，瀟灑一點就滿意足。蒼偏叫我活這麼窩囊躐蹋。
我還有材料未曾挖掘來，我會慢慢挖，寫。腦子生笨，寫的速度很慢，每二三百字，但每週我停來思索三四，若是一本賣的，我預定明年年底寫一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