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怎麼回，一閣對於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我是寧波人，它在寧波城，早該頻頻往訪的了，卻一直不其門入。一九七六年春寧波養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師盛鐘健先生，盛先生一直有設法我弄一間裡一段時間書，但按當時的情景，手續頗煩人，我沒有讀書的緒，罷。後來情況了，寧波市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總定期邀我講點課，但我每次是來匆匆，始終沒有過一閣。
是啊，現在批寧波幾日遊的普通海市民回來後在談一閣，我這個經常鑽研一閣藏本重印書籍、對一閣的變遷歷史相當熟悉的人卻從未進過閣，實在說不過。直一九九○年八月我再一次寧波講課，終於在講完的那一支支吾吾向主人提了這個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一閣正屬他管轄，在對我的這個怕缺漏吃一驚餘立即決定，明由他親陪同，進一閣。
但是。就在這晚，颱風襲來，暴雨注，整個城市在柔弱顫抖。二午約來一閣時，見門內的前後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面翻捲，重重磚牆間透濕冷冷的陰氣。
門的老人沒文化局長會在這樣的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裡借來半高統雨鞋我們穿，還遞來兩雨傘。但是，院子裡積水太深，才腳，鞋統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乾脆脫掉鞋子，挽褲管涉水進。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向藏書樓走。一閣，我靠近前怎麼這樣難呢？明明已經了跟前，還風雨水為最後一屏障來阻攔。我知，歷史的學者進一閣書是難乎其難的，或許，我今進一閣在帝的主持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一閣所叫一閣，是創辦人取《易經》中「一生水」義，借水防火，來免歷來藏書者最的憂患火災。今初次相見，分明將「一生水」的奧義活生生演繹給了我，同時又逼迫我最虔誠的形貌投入這個儀式，剝除斯文，剝除參觀式的優閒，甚至不讓穿著鞋子踏入聖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來跟前。今這裡再沒有其他參觀者，這一切豈不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安排？
二
不錯，它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已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愴的文化奇蹟。
中華民族為世界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一，讓人驚歎創造了獨特麗的象形文字，創造了簡帛，後又順理章創造了紙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催發一個書籍的海洋，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火幾乎不間斷在焚燒著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著易碎的智慧。一個為寫書、印書創造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堂皇擁有保存很書，書籍在這塊土始終是一種珍罕又陌生的怪物，於是，這個民族的精神長期處於散亂狀態發狀態，它常常不知己從哪裡來，哪裡，己究竟是誰，幹什麼。
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有書籍，才讓這麼悠遠的歷史連纜索，才讓這麼龐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讓這麼廣闊的土長存文明的火種。很有一些文人學士終年辛勞抄書、藏書為業，但清苦的讀書人底藏少書，這些書又何保證歷幾代不流散呢？「君子澤，五世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此，更遑論區區幾箱書？宮廷當有不少書，但在清代前，構不整體文化意義的藏書規格，又每每毀於改朝換代際，是不夠指望的。鑒於這種種情況，歷史藏書的業託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長期為官，有足夠的資財搜集書籍；這種人為官又最各遷移，使他們有搜集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設計書櫥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則防火措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劃，對何使己的後代藏書保存有預先的構。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集於一身時，他才有為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
這樣的藏書委實是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業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寫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一本不剩了。那麼，這些名字就組合了一種沒有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最終還是未實現的悲劇願望。
不再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更加苛刻，他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極端，讓偌的中國留一座藏書樓，一座，是一座！，憐憐中國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於有了，他便是一閣的創建人范欽。
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范氏一閣，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唯此巋獨存。」
這就是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於找了一所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前的漫長歷史，不說它了，明後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不說它了，我們向這座房子叩頭致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的棲腳處。
三
范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二十七歲考中進士後開始在全國各做官，的方很，北至陝西、河南，南至兩廣、雲南，東至福建、江西，有他的宦跡。最後做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了。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財力基礎搜羅空間。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像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是搜集書籍的重依憑。他每一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的公刻本，特別是搜集其他藏書不甚重視、或無力獲的各種方志、政書、實錄及歷科試士錄，明代各仕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為過眼煙雲的東西，他搜不少。這一切，光有搜集的熱資財就不夠了。乍一，他是在公務暇玩書籍，實他已經人生的一務是搜集圖書，做官倒了業餘，或者說，了他搜集圖書的必手段。他內隱潛著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歷史的宏觀裁斷是這樣。像歷史當時的中國一個藏書，於是他放在一個顛簸九州的官位來全他。
一公務，許是審理了一宗案，許是彈劾了一名貪官，許是調停了幾處官場恩怨，許是理順了幾項財政關係，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足。他知，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那裡邊幾冊按他的意思搜集來的舊書，又匯入行篋。他那翼翼翻動書頁的聲音，比開的鳴鑼吆喝響亮。
范欽的選擇，碰撞了我近年來特別關的一個命題：基於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於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此矢志不移，輕常人所重，重常人所輕。他曾毫不客氣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盛的皇親郭勳，因遭延杖罰，並過監獄。後來在仕途仍耿直不阿，公冒犯權奸嚴氏族，嚴世藩加害於他，其父嚴嵩卻說：「范欽是連郭勳敢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會讓他更名。」結果嚴氏族竟奈何范欽不。我們從這些情，一個功的藏書在人格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范欽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個比較。與范欽很的書法師豐坊是一個藏書，他的字毫無疑問比范欽寫，一代書董其昌曾非常欽佩他與文徵明並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他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超過范欽，例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范欽寫來的。但是，為一個的學者藝術學，他太激動，太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後左右，太隨所。先他曾狠一條變賣掉裡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其他書籍，在范欽的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是巧取豪奪輩，更不懂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他晚年已有十分六被人拿走，又有一部分毀於火災，最後剩餘的書籍轉售給范欽。范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一種冷峻的理提煉了豐坊會有的文化良知，使變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相比，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有這種人才文化業管理來。太純粹的藝術或學者在社會人格缺少旋轉力，是辦不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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