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馬克斯‧韋伯在海德堡學讀過書又教過書，但當時他主攻的是法律經濟，研究社會學是後來的。
他的著很，但我最早讀的是一個英國學者編的節選本，中譯由三聯書店版。版本很，很薄，但學術分量很重。這樣的冊子在八〇年代初的中國了一批，爭著閱讀、探討，算是對半個世紀脫節的匆忙補課，一子思學術文化園全盤推動來了。那年月現在回來還興奮不已，感慨萬端。韋伯那本書的書名節選者的名字現在不來了，但很觀念卻歷久不忘。
例，與我們這次系統考察歐洲有關，韋伯對西方文明特徵的論述在八〇年代的中國產生過不的影響。
記韋伯認真比較了古代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後，認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來於希臘、羅馬，熟於市場經濟的精神方法，像理觀念、公民觀念、專業觀念，像社會結構意識、由勞動意識、海貿易意識，像系統方法、實驗方法、數學方法……，組合在一才是西方文明，不抓住一點，偏概全。他知識淵博，廣泛引徵，很有說服力一再證明，許歷史現象在東方發生過，但由於精神走向不同，基本觀念差異，運方法有別，便與西方文明南轅北轍，西方文明就在這一系列的不同差異中建立己的本。
我曾經懷疑過，一個遠在海德堡的學者，對東方社會有少了解呢？尤其是對重門疊戶、深不測的中國，會不會有太的武斷？但後來這種懷疑漸漸解除了，因為我讀了他專論中國古代社會的一些篇章，其資料細、選擇精、運妙，實在讓人驚訝。須知在他的年代，中國的歷史檔案社會資料還不量供西方學者選擇。
會記他分析中國社會未進入資本主義的諸原因，例：沒有官職保障的財富無法為社會榮譽的基礎，沒有法律位的企業難為城市的主角，沒有經濟代價的國義務取消了由勞動市場，沒有憲章契約的同業行會怎敢進入由的競爭，等等。他還精細發現，在古代中國，皇權雖重，族的實際權力卻超過國的行政權力；工藝雖精，人們對人際關係的興趣卻超過對產品製造的興趣。且這一切，最後為一種最有惰的全民精神氣質，即便有局部改良很難有整體突破。
這些分析在今來許已經顯普通，但我在初讀時確實受震動，覺我們太少在世界視野中來審視中國社會中華文明了，且在學術氣度研究方法，我們過於狹窄、瑣碎、刻板、重複。從某種意義，是馬克斯‧韋伯，告訴我現代社會學是什麼。
今我在他的學校裡長久流連，著那些古老的校舍還是難置信。早已遠的教授，你居住在歐洲腹，沒有過中國，怎麼會數珍說中國的城隍爺是對方負責的實主義神祇，中國的「法」即便說文解字的方法於河管理水源分配類很內行的民族文化隱情？記有一次讀他頭頭是講述我鄉浙江的情時忍不住笑了，他居獲資料判斷溫州的金匠行會很長時間內由寧波人組！這次考察歐洲，印證了他對歐洲的很分析。例，在他那本享譽世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明確指歐洲資本主義的種種特徵其實早就存在，直接導致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則是一種強的精神力量的現，那就是新教（基督教）及其倫理德、行為準則。他說，前的主教靠的是神祕主義的拯救、贖罪、懺悔理論，通過祈禱讓人們相信在堂救，因此與商業經濟長期對立；改革後的新教則認為靈魂的救主不是依靠教會儀式，是有賴於內的純淨工的勤勉。這種積極入世的態度，有力支持了商人資本流通、會計核算獲利潤的正派行為，推動了工商企業的發展。這就證明，新教倫理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的這些論述，是對歐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評價，是對西方文明的準確揭示。我們在歐洲旅行，兩眼離不開無處不在的教堂尖頂，兩耳躲不掉時時鳴響的教堂鐘聲，他的論述，對我們是極的引領。
韋伯寫了這些著後還曾有過一段從政的經歷，尤其在一次世界戰結束後的魏瑪共國，幾乎了政治理論的主見。晚年是在慕尼黑學度過的，其實不說「晚」，世時才五十六歲。
我遺憾的是，在他後，直今，歐洲對於身文明的剖析，對於別種文明的了解，還沒有從整體超過他，他卻已被遺忘。
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的我失記。
※※※
二
在韋伯世兩年後，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在海德堡學獲了哲學博士學位，他就是弗洛姆（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後來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將元老。海德堡學在介紹己培養的人才時沒有提他，但你一提，他們還是為驕傲。
「怎麼，連他，你們中國人知？」他們不無驚訝。
我說，在中國，即便是對哲學毫無興趣的某些青年群落，有很人讀過他的《愛的藝術》。
我說這話時十餘年前中國南方旅行，在廣州夜市的每個書攤見這本書，那些剛剛從農村廣州打工的淳樸女孩子，半懂不懂翻閱著，後紅著臉它買回。
我知們誤會了弗洛姆，但又高興們在休息時間夠啃幾句弗洛姆。
弗洛姆的學術發點是精神分析學，但最後讓他知名於世間的是愛為中的人生哲學。他所說的愛不同於廣州青年女工們的期待，是一種彌散型、循環型的愛。按他的說法，你愛一個人，就是通過他愛了所有的人，包括愛你己。他的憧憬是所有的人互愛，愛世界、愛生活，使愛充溢人間。
我喜歡他真的善良，但從學術水準來，這是一種理化的描述，缺少邏輯深度，顯比較空泛。他在理論比較顯功力的部分是對人類困境的分析，這在他的思結構中具有前提的意義，因為他認為愛是人類從困境中解脫來的唯一生路。
他說，人類的困境產生於人的歸向與理歸向間的矛盾。凡是健康的人，中永遠有一種發籟的衝動，耳邊永遠有一種回歸的呼喚，但一旦皈依了理，便無法真正回歸了，回歸是一種嚮往，或是一種設計。這樣一來，理就很難討人喜歡，時時為一種壓抑的痛苦力量。總，人類既苦於又苦於理，恍惚其間孤立無援，甚至引一系列病態人格，與健康告別。唯一化解這種困境的有一個字：愛。
弗洛姆認為，愛是什麼的問題暫時擱置一，人們需警覺的是沒有愛將會何。這種反證法正是他立論的聰明處，且由於每個人體驗過缺少愛的孤獨，過離開愛後的病態，這種反證法對廣讀者有切身的說服力。我，《愛的藝術》暢銷，部分原因是書名，部分原因是這種反證。
一位高層哲學的書了暢銷書，這對中國學術界來說還不很習慣。其實，一個簡單明瞭的問題說深奧難解很容易，反過來，一個深奧難解的問題說簡單明瞭就很不容易，需支付高昂的時間代價學術代價。近幾百年來歐洲文化為了從經院釋放民間做了種試驗努力，與此相反，本來側重於人間情理的中國文化卻有一部分走了相反的方向，由順暢退縮拗口，由通達退縮生澀，由響亮退縮囁嚅，由開闊退縮狹窄，我這正弗洛姆所說，陷入了一種「病態人格」。
文化最需謀求的是健康，健康的最終原因是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