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亭林「日知錄」曾引「論語」裏兩則話說，「飽食終日，無所」，是當時北方人易犯的病。「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則是當時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實此二病乃一病。正因為飽食終日無所，纔至於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若使生活艱難，飽食不易，那有閒工夫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呢？抵此兩種病瀰漫中國古今南北，並不從晚明始有。至少在宋的中國，更顯曝著了。那是一種農村社會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農村社會的主階層更易犯著。
張橫渠嘗說：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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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惰」字卻是中國人真病。惰了便驕，驕即惰外相，亦是惰內情。其所惰者，則由其生活閒散，不緊張，不迫切。橫渠是關中人，關中區，在北宋時生活尚較艱，但橫渠已此說。關中外的區更見了。
朱子曾說：
內無空寂誘，外無功利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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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何不貪功利，豈不先生易足？但生易足，便易為空寂所誘。朱子所說的誘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來印度，正因為印度人生活更較中國輕易，纔愛走向空寂的路。目西方人的功利觀點遠較中國人為強烈認真，則因西方生更較中國艱難。
功利是純現實的，空寂則是純理的。功利是純物質的，空寂則是純精神的。因此中國古代的儒思，標榜著一種「中」態度的人生哲學，顯是由中國北方農村經濟產生。他們不耽空寂，但不著功利，儒的中態度是「篤實」的。墨在當時，概他們的身較儒是更艱苦些，因他們篤實的意味較儒更濃厚了。由篤實走艱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貪功利。當時中國北方農村需篤實，卻不必定太需艱苦，因此墨思終因其太接近計較功利，沒有儒般易受人歡迎。則較閒散，但又折向空寂了。有儒在不太緊張，又不太閒散中，這是中國思正脈。
兩漢儒生，從半耕半讀的北方農村中產，他們不算太艱苦，但不太閒散，總仍還是篤實。董仲舒曾說：
明其不謀其利，正其誼不計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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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不擔著實際生活的擔子，但那擔子壓不太重、不緊張，還有一部分閒散工夫，讓他們來求「正誼明」。所他們不空寂，又不肯汲汲謀利計功，確其為儒態度。東漢，門逐漸長。半耕半讀的儒生，漸漸在門養尊處優生活中轉變為名士清談。那時則老莊士佔了風，又染了空寂的味兒。
佛教在那時傳入，正投中國人當時所。但南北佛教風氣不同，北方佛教比較在社會層生根，因此比較篤實。南方佛教則寄託在門士夫間，尚玄，尚清談。若說空寂，則南方佛教更空寂，後來台、禪宗盛行在南方。南方氣候溫暖，面狹了，水土肥沃，生更輕鬆，庭制開始在南方蔓延。人牽犁，亦較北方輕減。及唐代，一輩士夫，論其世，比較還是北方傳統佔優勢。北方農村比較南方篤實，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長。門力量還在，每一個人（此指士夫言）至少還有庭重負。因此唐代佛學雖盛，卻重功。宋代，中國一切文化學術重，逐漸南遷。門破壞了，庭制普遍了，士夫一科，衣租食稅，生易足，生活擔子更輕鬆，人更寬弛，覺一切閒散不緊張，禪宗思流進儒學，便為宋明理學。
理學說「敬」說「靜」，總是在庭裏個人生活無憂無迫，遂欣賞這一種生活。朱子說：
敬有甚，畏字相似，不是塊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謂。收斂身，整齊純一，不恁放縱，便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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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敬等沒了。你在沒時莫放縱、莫惰、莫驕。莫惰了，又沒，便了宋儒中所認識的所謂「敬」的體段。陸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總因在散閒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縱，故你收拾，這些全是在比較輕鬆無中纔講求。宋儒亦講明正誼，但實在是個人身的意味重了，並不像先秦儒般，常從國社會處著眼。先秦儒講的「義」與「」，常指的政治、社會的，個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較淡。因此宋儒譬儒中的人。他們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說他們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們不是慕效老莊的士，是慕效孔孟的士。
宋明理學不喜歡佛教，不喜歡老莊，但那時是南方士夫為主體的時代了，雖則他們極力像追求古代中國北方農村的一種樸篤精神，終於走樣。他們常愛說眼前日，卻實在閒散沒。因此他們愛說孟子「必有焉」，一面便連帶說中庸「鳶飛魚躍活潑潑」。見他們的那些，還是雲淡風輕，尋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閒中欣賞雛雞，觀盆魚，乃至靜聽驢子叫類。言，說是一種淡宕的藝術人生。惡言，還是飽食終日，無所，所這些面來。陽明教人說必有焉，切莫空鍋煮飯。其實正因閒沒，故時時必須有。真使你生忙迫，哪有閒工夫說必有焉呢？則宋明理學正已在空鍋煮飯了。底他們不免帶幾分空寂味兒吧。我們縱不說他們犯了驕惰病，但「勞謙」德總是視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會在生十分難窘的狀態產了一個顏習齋。但清代康雍昇平後，南方人又操著學術思霸權，當時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揚州蘇州那種環境裏，哪接受顏習齋的思呢？且習齋晚年生活，就在「習敬」「習靜」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開始便在希臘雅典等商業城市裏發展，根本中國古代北方農村的閒散意味不同。近代歐洲，至少從文藝復興，生活一忙迫似一，一緊張似一，直今，五六百年來緊張忙迫喘不過氣來了。他們中古時期在教堂裏的一些兒空寂氣味，現在是全散失了，滿腦滿腸是功利。彼中哲人英國羅素流，生長在此忙迫生活中，討厭功利鞭子，不免欣賞中國。中國文化弱點則正在此。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今，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閒散生活再維持不來了，再不不向功利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忙迫緊張又哪裏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並非人生終極理，底值不崇拜，且中國人在往長時期的閒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寶貴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的苦處。
（此文於民國三十七年春，刊於四十八年七月「人生雜誌」十八卷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