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歷史，若從外面講，是該從希臘羅馬直講來的。但若從西洋史內講，則應該由中古時期講的。換言，近代歐洲人靈開發，顯是從基督教開始的。後來拐了彎，從中古神學傳統裏逃，有他們的所謂「文藝復興」，古代希臘羅馬人的靈，才在近代歐洲人重見復活。但在其思傳統，他們仍保留了一個「帝」，神的觀念。此後再三轉身，變他們哲學的「唯論」，變一個超乎物質的絕對精神來。直黑格爾的辯證法與其歷史哲學，纔唯哲學的重又全部降落人來。但其宇宙觀的底裏，則始終還是中古神學變相。我們若從斯賓諾莎泛神論，費爾巴哈無神論，直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此禪遞，見近代西方帝神絕對精神等等神秘觀念盡量從人中排，是一件費力的。但無神論唯物論，西方一般思，究是不予贊同的。正因基督教乃是近代歐洲最先靈的曙光初呀！
但在中國則不。中國人始便不曾建立一套具體的、肯定的、太嚴肅的一神論，因此不會反激無神唯物的極端思來。儒思並不從帝神發，但仍保留著神帝，並沒有明白加破棄。莊子思，似歸入無神論，但莊子不是主張唯物的。無寧說此中國的思界，主是「神、物融」來人文中外圍的。近來的中國思界，因感染了西方潮流，遂認為中國思傳統一向是唯論，又盛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來尸祝供奉，認為惟此對馬克思一派的唯物論祛邪嚇鬼，那就顯無聊了。
就中國論中國，中國人有一套中國的歷史哲學。黑格爾與馬克思同樣注重在解說歷史，求在歷史中發見定律，再來指導人生。是黑格爾歷史必推演絕對精神，那未免玄又玄了。且那種歷史開展的責任，又專放在日耳曼民族的肩膀，又嫌太狹窄了。馬克思則一反黑氏所為，歷史必推演無產階級專政，那像是比較具體切近了，且他又歷史開展的責任，放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肩膀，便無怪其方有人聞風興了。至於中國人的歷史哲學，卻並不專重在解釋歷史，更重在「指導歷史」，並不專重在發現將來歷史變「必」，更重在發現當前理情「當」，這便與黑、馬兩氏相逕庭了。
歷史是人造的，人生基礎不全抹煞了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中國史學無不承認此一點。但人生問題至少不全由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領導、來解決。人生問題，至少有一個理所當，中國思此「理」字，則既不是唯物的，不是唯的。因此從中國傳統思來，馬克思至少是不深入，且是不妥當。若我們來承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其真理，最說馬氏謂人生歷史一切層精神活動，無論為政治的、社會的、德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將由層的基本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決定，是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究竟並不否認了歷史有一批層的精神活動存在。且我們說，物質經濟生活條件所重，所有價值，正為其補助一切層的精神活動故。若使層的一切精神活動全失其價值，則在其層補足他的物質條件價值重，亦將連帶動搖失落。若是則人類應該何來選擇他們的物質生活，正應該其何影響其一切層的精神生活差異加判別。明白言，我們正因為歡迎那樣的精神生活，所才贊那樣的物質條件。若就純界的立場，縱說物質生活決定了精神，（仔細說來，則說是規定不說決定。）但若改就人文界的立場，則還應該是精神領導著物質。唯物史觀發揮了一節，忽略了一節。因此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在西方思史，或說他有一種推倒開拓處。在中國思史，則應該為一種淺薄短見已。由此試再連帶說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有其內部精神相通處。馬克思己說，達爾文的書，給予了他論歷史的階級鬥爭一個科學的基礎。但在中國人來，達爾文的創見，似乎不見有怎樣的奇創。因中國根本沒有認真主張過帝創世造物那一套理論。所中國人驟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不覺他的偉的革命，卻為實有此已。但其間仍有一不同。中國人說「德曰生」，或說「不仁，萬物為芻狗」。無論儒，不說帝造物，亦沒有達爾文萬物競存優勝劣敗淘汰那一套意。正面說，生是德；反面說，生芻狗。你生我滅，在的不仁與無中轉圈子。因此達爾文目中的「」，是強力的「鬥爭」的。就使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依強力與鬥爭做骨子。中國人目中的，卻這一種強力與鬥爭的意象沖淡了，覺輕鬆散漫，甚至活潑在。這一層同樣來分別東西雙方的歷史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階級鬥爭」為其歷史發展主骨幹。中國人歷史般，總是不強力，不鬥爭。雖則中國人並不抱著帝一神，博愛救世等等信念，但總「主平」，「主順隨」，警策人虔敬恪恭。走不的路固是輕鬆散漫，走的路，則是活潑在。儒在這又加了一個指導精神，便是人類相互間的「仁慈」。那種仁慈，卻不定說是帝的愛，在人與人間，指那一番惻怛至誠便是。亦並不是什麼宇宙的絕對精神，是在日常人生物質經濟生活相互間一種體諒與同情便是。儒提此一點人所與知與者來領導歷史發展。又何嘗硬演繹一套唯哲學來。
其實這一種差別，亦外面物質條件來解釋。西方的理環境，氣候物產，生活條件，經濟狀況，在「分裂」狀態中，遂引他們宇宙歷史總偏重在「強力與鬥爭」。中國的理環境，氣候物產，生活條件，經濟狀況，常在「混一」狀態中，遂引他們宇宙歷史，總偏重在「平與仁慈」。最說雙方各一偏。在生物進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固有強力與鬥爭，終不說沒有仁慈與平。在中國人傳統思方面說，平與仁慈終還是正面，強力與鬥爭像是反面。縱說強力與鬥爭是必的吧，但必裏還該有一個偶，鬥爭中還該有一種仁慈。卻不該說仁慈中必該寓有鬥爭呀！
（此文於民國三十七年春，刊於四十八年六月「人生雜誌」十八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