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們不知適時收手致壞，有時我們太過熱切求新因鄙視老舊，有時我們讓知識先於智慧，讓科學先於藝術，讓聰明先於常識，有時我們病人當病歷，使病人忍受治療比忍受疾病本身更為痛苦，主啊，請拯救我們，讓我們免於這些錯誤。
——羅伯特赫欽森爵士（Sir Robert Hutchinson, 1871-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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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這個醫生的祈禱，果「病人」換「選民」的話，同樣為一個《政治的祈禱》。因為政治同樣人民的命握在手裡。當他們在戰爭期間統治國時，特別是此，但在非戰爭期間，這句話還是有效。政治人物，特別是政府領袖人物所做的許決定，對他們所統治的人民命具有深遠的影響，甚至在最極端的情況，會決定他們活著還是死。赫欽森祈禱文的主旨，在於醫師應該牢記他們的首任務是不讓疾病更為嚴重，這在一個由於醫療錯誤引的疾病此普遍的時代裡，是很重的。
政治的職責，是在望改善現況的前提才介入，並且夠抵擋民眾為行動行動的聲求。俾斯麥著名的評論：「政治是的藝術。」這句話同樣表達一種洞察：「在企圖裡有謙虛。」對政治與醫生來說，有無才幹與力讓他做符合實際的判斷—什麼達、什麼不—是關鍵的問題。任何果妨礙這種判斷力，就造觀的傷害。
我年來，對於在政治與醫生、政治與醫學兩者問的關聯，一直感著迷。無疑，我己同時是醫生又是政治，這樣的背景給我的興趣提供了動力，影響了我觀察的角度。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國元首所患的疾病，對於歷史的發展造那些影響。這樣的疾病拋了許重的議題：對做決策的影響；疾病潛在的危險被視為機密未公開；換掉生病的元首有其難度，不管是在民主體制還是獨裁國；及最有意思的，國元首的疾病讓他們的醫生扛了怎樣的責任。他們應該完全為病人著，像一般的情形那樣，還是他們有義務國的政治健全納入考量？
世代來，我的族有許員是醫生，或者從跟醫學有關的職業。從政治的員不少，主是在方的層級，當中有些試著同時涉足醫界與政界。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覺，醫學與政治在我的人生中扮演兩個的伙伴是很正常的情。雖某些時期太的政治活動醫學擠我的生活外，但是我對醫學的喜愛從來不曾稍減。即便當我擔任外相一職時，我還是帶點學究氣息在官方文件稱是一位醫學執業者，像從某種角度來說我一直政治生涯某種暫時的狀態。確實，我從來沒政治當一種職業。我從一次選走向另一次選，從來不確定己夠一再連任重新選，贏我在普利茅斯（Plymouth）選區高度競爭的國會席位。儘管此，最後我還是了這個城市服務最久的國會議員，在任職了二十六年後，於一九九二年從議院離開政壇。
我這樣結合著醫學與政治的人生是從一九六二年開始的。那時我還是倫敦的聖托馬斯醫院（St Thomas's Hospital）—這間醫院座落在泰晤士河畔，正跟國會廈西敏宮（Palate of Westminster）隔岸對望—一位資淺的醫生，就被挑選為國會議員候選人。某種角度來說，是醫學我帶進政治的。一九五九年還是醫學系學生時，我就加入了工黨，因為我聖托馬斯醫院所服務的倫敦南區裡的貧困及貧窮的居住環境。我們為病人治病，但是他們還是回一樣潮溼與擁擠的公寓，於是很快他們又回醫院來報。就在一九六二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後，黨裡問我是否願意擔任工黨在一個相當的鄉選區的候選人。那不是一個工黨選贏的選區。為什麼我會走這一步，至今我還弄不清楚原因何在。但是我相信這是為了讓己不至於變我口中常說的那種「醫學麻瓜」，就是那種著迷於鑽研醫學的人。我許跟我時代相近的人，一通過醫生資格考試，就完全投入醫學的務裡，因妨礙了生活的許其他面向。他們不再讀報紙新聞，沒時間聽廣播或電視。
當一九六四年選選戰的時間來，我請了三個星期的無薪假期。我試著爭取足夠的選票，保證金才不至被沒收。當我回醫院，政治又變次的情，我專注在醫學的工。在聖托馬斯醫院我專攻的是神經科，這個科別牽涉一點精神治療。這裡的環境充滿著工的刺激，很快我就投入了對於腦化學的純粹研究。我在聖托馬斯醫院醫學部的研究伙伴是一位傑的神經科學馬爾士登（C D. Marsden），他後來為倫敦市中國神經學與神經外科醫院的神經學教授。我們對腎腺素對於生理顫抖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發表在《生理學期刊》（Journal of Physiology），對於周邊的、與顫抖相關的乙型腎腺素受體的研究發表在《臨床科學》（Clinical Science），及對情緒變化的底層機轉的研究發表在《神經學裡的帕金森顫抖》（Parkinsonian Tremor in Neurology）。乙型腎腺素阻斷對於焦慮與甲狀腺毒症病患的手指顫抖及阿基斯腱反時間的影響，則發表在《內分泌學報告》（Acta Endocrinologica）。腎腺素是由位於腎臟頂端腎腺體的髓質所分泌來的一種對維持生命非常重的荷爾蒙。這種激素讓身體進入「戰鬥，戰鬥，再戰鬥」的狀態。它對血循環、肌與糖代謝有廣泛的影響。臟的動會加快，呼吸的頻率與深度會增加，基本的代謝速率會升高。由於過敏反應造的過敏休克【常見的例子是被蜜蜂或胡蜂螫咬】，注腎腺素來處裡。跳停止時使。
後，一九六五年夏，很令我意外，普利茅斯一位資深的工黨市議員問我，他不提名我參選普利茅斯蘇吞（Plymouth Sutton）的席位，這幾乎是我鄉的選區。當時一般廣泛相信一九六六年一定會有一次選，這會是個勝負差距非常的席位。後來，當他們挑選我為候選人時，我應該了解我的選擇很會改變我的人生。你們許很難相信，我當時還沒有了解我就此為一位國會議員。儘管此，我做了一個半調子的選擇——我有機會在一塊更寬廣的帆布塗抹揮灑。我許並非真正做了選擇政治的最終決定，但是選民或許會幫我選擇政治這條路，對這個我保持開放的態度。即便態此，在一九六六年投票日的次日，我發現己突了議院的議員時，還是感十分意外。
往後的兩年裡，我來回於西敏橋，繼續在聖托馬斯醫院的實驗室從腦化學研究，同時在河的另外一邊參加國會議。這樣的生活在一九六八年時忽宣告結束，因為我被任命為海軍臣，根據悠久的傳統，王國的臣不從其他工。一九七○年，在工黨政府輸掉選後，我仍是國會議員，兼職從商業活動，其業務牽涉電腦模擬公司的決策過程；有些是製藥業裡的公司。從一九五五年，我擔任國型健康醫療公司亞培（Abbott Laboratories）的董。
一九七四年的兩次選工黨獲勝，醫學與政治再度並駕同行，不過這次模武不相同，因為我當衛生臣，為時兩年半。在那後再沒有一份工，不管是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的外臣，或者一九八三一九八七年與一九八八一九九○年的社會民主黨黨魁，還是一九九二一九九五年前南斯拉夫國際會議的副主席，給我個人帶來過同樣的滿足感。
整體來說，我當職業醫生有六年的時間，從這令人著迷的工經驗中我有很的收獲。所有這些體現在本書裡，但是有個面向特別重。我在聖托馬斯醫院時為一些顧問醫師、神經科醫師與精神科醫師工，他們常常為為數不少的知名政治人物診，在這種相互信賴的醫病關係裡，我了政治生涯的摧折與壓力。我協助治療過一位年長的政治人物，他的問題是酒精癮；另外一位則有嚴重的沮喪症。我他們在何等的壓力生活，開始奇壓力在他們的疾病裡底扮演了的角色。我治療過其他藥物癮的病人，有的是海洛因，有的是安非他命，有鎮定劑。全國各個方有病人轉診過來，尋求二個診療意見，這些病人常常是在罕見的條件病，每個個案提供獨特的深度省察。我在那個時期就變十分專業，常常開玩笑說我是一位管轄「頭部」的醫生，就是完全專注在腦部的問題。即使是為期六個月的強制外科服務，我擔任的是眼部外科醫生，這在今已經不符合一般外科的駐院求。果我一直留在醫界裡，我應該會努力為神經精神醫療的教授。
在這幾年醫生生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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