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馮友蘭氏的解釋
我們於前章所列舉中國文化十四特徵中，從任一點入手，來進行研究。現在就中國人的在其社會組織中實際生活中特見重（七特徵），這一點始走。
庭在中國人生活裏關係特見重，盡人皆知；與西洋人對照，尤覺顯。現在就是追問其所故。馮友蘭先生近著《新世論》一書，有「說國」「談兒女」等篇，似在解答此問題。他致是本於唯物史觀，一方在產業革命前，一方在產業革命後，彼此生產方法不同來解釋的。他先闡明：凡未經過產業革命的方，無論這方是東是西，生產方法在某一階段內，是為本位；是即謂生產庭化。在經過產業革命的方，主是機器生產，即打破了為本位的生產方法，是社會本位行其生產；是即謂生產社會化。於是他就說：
在生產庭化的社會裏，人依靠社會是間接的。其所直接依靠生存者，是其。但在生產社會化的社會裏，社會化的生產方法打破了的範圍。人所直接依靠生存者，並不是，是社會。
他隨著又強調這是兩套不同的文化：
在某種的生產方法，社會必須有某種組織，人必須有某種行為。對於人此種行為規定，即是德。（中略）生產方法不是人所隨意採者，因為某種生產方法，必須某種生產工具。某種生產工具尚未發明，則即不某種生產方法，人亦不知有某種生產方法。所生產方法隨著生產工具定，社會組織隨著生產方法定，德隨著社會組織定。生產方法不是人所隨意採者，所社會組織及德亦不是人所隨意採者。
有為本位的生產方法，即有為本位的生產制度。有為本位的生產制度，即有為本位的社會制度。在為本位的社會制度中，所有一切的社會組織均為中。所有一切人與人的關係，須套在的關係中。在舊日所謂五倫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於的倫已佔其三。其餘二倫，雖不是關於者，其內容亦關於的倫類推。擬君於父，擬朋友於兄弟。
（略）我們說，所謂產業革命者，即社會為本位的生產方法替代為本位的生產方法，社會為本位的生產制度替代為本位的生產制度。（中略）因此，在經過產業革命的社會裏，一個人不在他內謀生，他必須離了他的謀生。因此他的行動，即不為本位，亦不必為本位。
民初人對於這一點完全不瞭解，為人隨所意，願行什麼社會制度即行什麼社會制度。對於中國人為一切的發點集中點，他們特加攻擊，認為此是中國人的短處壞處。他們不知，凡是在生產庭化的社會中人，是此。這亦不是什麼短處壞處；這是生產庭化的社會所需；這是生產庭化的社會的制度，民初人不知將一套制度一整個，枝枝節節，見不合乎他們的見者，即指為不合。（略）
當，在他這兩套文化，恰是一古一今，並非什麼中西不同；中國今正處在何轉入現代化一過渡時代中。此即在前章所曾徵引過的盧孚先生書中，其見解亦復差不。不過他沒有「生產庭化」、「生產社會化」這種名詞。他解釋說：
因為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一個經濟單位，需一個庭。所農業民族的社會生活，就是庭生活。縱有時超越了庭範圍，亦是庭關係擴的。其所謂農業，是指舊日未曾工業化的農業，未曾現代化的農業言；所意思是差不的。
二、反證馮說未盡是
馮盧兩位的見解，有一部分是處，且亦代表了時一般人的見解。我們應予檢討者——
中國人特重庭倫理，蔚族制度，雖相沿古，但各時各亦有變化不同。例戰國時代就有相當變動，特別是商鞅變法的秦國。據史書所載：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於進取，行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有子，富子壯則分，貧子壯則贅。父借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踞；婦姑不相悅，則反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并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功求矣。（見《漢書•賈誼傳》）
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見《史記•商君列傳》）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同）
當時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國立場，實行軍國主義，獎勵耕戰，對外。所必打破族，使個人直接國。關於這一點，證據甚。例他實行一種戶籍法：〔註一〕
四境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生者著，死者削。（見《商君書•境內篇》）
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見《強篇》）
商口數使商，令廝輿徒重者必當名。（見《墾令篇》）
還有其他類乎後世保甲法者，類乎後世兵役法者，種種組織民眾的辦法，此不具引。所謂商君法斃的「舍人無驗者坐」一句，似乎還有國民身份證一物。其《農戰篇》中固說：「凡治國者患民散不摶，是聖人壹，摶」；又說明「摶」才「強」。總，無非是國直接掌握其人民。其勢便不容庭族在中間橫梗、牽掣弛散其組織關係。明眼人當，在歐洲亦正是這種情形；或說，這種情形正是歐洲的情形。生產工具生產方法進步，絕不是使庭族解體的唯一因素。當時秦國的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無改進，現已無從詳考，誰亦說不清。在我馮先生怕亦不會固執說，當時必有改進的話罷！經濟誠說是一切層建築（德法制等）的基礎；但必謂一切層建築是被決定的，則亦不。即秦國當時，怕正是倒過來由層建築（新法）促進其經濟變化罷。
再舉二個例。歐洲的瑞士於一九○七年新頒民法，頗重庭制度。〔註二〕。在其三三一條，特置權一節，其最重為產共有，且於親權外並立長權。但我們卻不曉瑞士這二十世紀來了，是不是還未曾經過產業革命呢？
還有三個例是蘇聯。由於我平素愛留故，使我覺察近年蘇聯，在婦女問題婚姻問題庭問題是有變化了。在我手冊所記的，有列各材料為證——
（一）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陸報載《莫斯科的轉變》一文（據西風節譯），是新過蘇京的人所報導。其四條有云：庭生活的重亦恢復了。十年前口號是「國是最的兒童保護人」，今則莫斯科公立學校校長卻公對人說：「兒童的教導者實在是長非學校」。
（二）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桂林《公報》載一長篇關於蘇聯的報導，有這樣的話：給人深刻印象的，是清教徒式婚姻法的恢復。離婚雖仍屬，卻並不容易了。工人農人中離婚者，更屬絕無僅有。庭又了根深蒂固的組織，被認為民族生命的基石。
（三）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紐約《前鋒論壇報》載蘇聯中央委員奧羅加米希娃訪問記一篇，在重慶《民憲》一卷二期，經張君勵夫人王釋因女士譯，並附誌了一段話：「記一九三二年我從德國回來，懷著思親念子情，經過莫斯科，最新典型的俄國婦女，又一切庭社會化的機關，托兒所、公共食堂等，給我精神一種新刺激，使我了莫名的悵惘。我覺果人類理，單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兩個極端的發展，那末蘇聯社會制度完全實現，即是人類生活極端集體化與機械化，由於庭制度廢除，將使人類愛，夫婦親子情，皆不復存在；人群生活冷酷將不像。」（略）但實沒有王女士所顧慮那樣演，蘇聯終於轉變了。那篇蘇聯女中央委員訪問記，主敘述蘇聯女子教育男子教育從學學徹底分開。這是戰前所決定者，雖德人侵蘇，在戰爭中還實行。米希娃說：「女人畢竟是一個女人。我們前忽略了對女子所應有的特別教育，即們何為賢妻良母所需的教育。」
試問蘇聯這種轉變——初時庭幾於廢，後庭制度又被重鞏固來——馮先生說，將又是隨著其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什麼更不同的變動來呢？不待言，知其不了。
從三個例（秦、瑞士、蘇聯）來，馮說未盡是既甚明白。庭在中國人生活裏所特重，亦就非「生產庭化」單這一點所解釋了。除此外，馮盧兩位還有一種錯誤。盧說：農業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一個單位需一個庭。馮說：生產庭化的社會裏，是一個經濟單位。它固亦不離開別的經濟單位（）存在，彼此有種種關係，但不融為一體。他們兩位恰是中國這樣一一的農工商，誤會為中古經濟一般的方式。不知實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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